野心時代:在新中國追求財富、真相和信仰
Age of Ambition: Chasing Fortune,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
Age of Ambition: Chasing Fortune,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
出版:八旗文化(讀書共和國)
作者:歐逸文 (Evan Osnos)
這是一本深入淺出,但是因為觸及的議題深遠廣闊,對於寫下這本書的札記有點難著手。但是總得作個紀錄,好唄,那麼洒家就來寫寫看唄,如有讀得不通之處,那必定是我的功力不足,就在此先消個毒啦。
看完這本書以後,難免直覺會去與前陣子看的《尋路中國》兩相比較。即使兩書的紀錄方式、作者的行文風格與當時中國的時空背景已經大不相同──這兩名作者恰好記錄下了中國轉型的兩個不同階段──但記錄的都是同一個國家,在高壓專制的、潛規則的中國政府底下那群充滿爆發力、充滿能量的中國人民。這種能量與爆發力被歐逸文稱之為「野心」,也是台灣的大人們稱之的「狼性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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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。來自這裡。 |
光是歐、何二人的撰文手法就有所差異。何偉的橫切面是帶有社會關懷的記錄下他在旅行(沿著長城)、三岔村、特區深入生活之後與人相處的景象,類似於一個人類學家在進行一場文化研究。對社會中發生的事情,他參與其中,而不干涉其中(魏子淇的孩子重病是少數的例外)。比如共產黨的政治力量,何偉也是這麼從旁記錄著黨在中國的權力角力,記錄方式避開了直接與共產黨折衝的可能。
歐逸文則不然。他選擇透過《野》與共產黨直接對話,除了身在該環境中,還將在中國社會不公義的壓迫手段(多是共產黨透過其盤根錯結的權力架構施展)書寫成冊以向外發聲。何偉是將自己的主觀盡量抽離,歐逸文則試將其意識形態參與、介入其中並嘗試發生改變,在無力改變,反而可能被利用的情況下則斷然抽離──我指的是《野心時代》並沒有在中國出一個「專門針對中國的特殊版本」,而選擇在相對保有創作自由的台灣出版這個事件。
「野心時代」是對比美國1870~1890年的「鍍金時代」──台灣稍可比擬就是現在中年人口中的「工業轉型時期」。這個時期工、商業開始大幅度的成長發展,財閥、富豪們從待舉中俱興,講求優勝劣敗,勝者至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大概大行其道。人人可以作夢,也人人敢於作夢,人人可能夢想成真(至少人們是這麼以為),也人人可能被夢想侵吞。
整個社會喜歡看光明的成功故事──失敗的故事則在警惕失敗者,並更為成功人士的成功填上神格色彩。整個社會的氛圍講求著不停前進。簡單的說,社會上充滿機會與希望,滿盈到讓人頌讚努力、玩賞成功就來不及了,遑論欣賞失敗。於是白手起家的龔海燕、瘋狂英語的李陽橫空出世,當你獲得成功(又不與黨的利益衝突的時候),財源滾滾而來。但龍捲風暴起暴落式的成功帶來的也是獨木撐大廈的危機,李陽的崛起與李陽的沒落一樣快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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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舒立。圖片來自這裡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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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光誠。圖片來自這裡。 |
但對於這個報導文學的公正性我內心一度有矛盾與懷疑:《野》中的支持政府派只以林毅夫、唐杰作為重點訪談對象,但是不完全支持政府的對象則從遊走在、甚至一度越過媒體尺度邊緣的胡舒立,洋洋灑灑的記到了如陳光誠等上述人士上頭(韓寒則仍然是個特殊的例子)。我該把這個當作是歐逸文作為支持民主系統,支持陣營的視角所帶來無心的不平衡,還是是因為中國絕大部分的權柄仍被共產黨把持,而該把此當作捍衛微弱聲音的正義管道呢?
想了一天我總算想出個稍微清楚的答案,這問題原來是個謬問。我是把問題簡單化成支持政府與反對政府了,一切形似光譜,而非二分,熱烈支持政府、支持民族只有一種樣子(即使內裡也可以深刻分析),但從改革派到革命派到分離主義者,形形色色的各人各民族卻有千百種主張。這是思考上的一個盲點,很高興透過這次的札記紀錄釐清了。
為這個札記作一個總結,透過這本書可以見到中國社會、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運行上是有差異存在的。人民在特權極權之下仍有自己與政府對抗的一套法門,許多網路上的論點會讓我們誤認為全中國都被完全洗腦,十三億人口個個都是無腦為黨消毒讚譽的「五毛黨」,但不盡如此。中國的許多人民遠比我們想得複雜,仍是保有著自己的靈魂(即使與執政者站在同一陣線的),除了注重高速發展的經濟,也與這個可能是有史以來訊息監控得最嚴密的政府抗衡周旋著的。從政治、從經濟、從網路、從信仰,彼此相關又奮力打破界限,它不是一本專門在責罵中國的書,也不是一本為中國歌功頌德的書。這是一本透過歐逸文的眼睛,人民的訪談與事件的記載,組織成的一個新興而缺陷的中國,作為現代中國的社經指南,是一選擇。
我還是覺得這一篇書評寫的好空虛好像在打棉花啊,對不起大家,我盡力了,因為中國是個太大的國,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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